市民王先生下载了某款街景地图软件。软件的主界面提供了“家乡街景”“高清街景”“VR全景”等多个功能选项,并在显著位置标明了推荐套餐和价格,分别是3个月38元、1年68元和终身使用98元。
王先生选择了终身使用套餐并完成支付。然而,让他失望的是,软件并没有提供其老家住所的高清街景,甚至连县城的照片都十分模糊,与广告和简介中的描述完全不符。
在多次尝试失败并联系客服退款无果后,王先生向相关部门投诉。
根据王先生提供的线索,当地警方调查发现,该软件提供的“高清实时街景”实际上都是网络收集来的公开免费视频或者图片,既非高清也不是实时,有的甚至直接链接到其他地图软件,涉嫌欺诈犯罪。
日前,由安天移动安全发布的《移动互联网风险应用白皮书(2021)》提到,这类街景应用主要是通过收集国内外免费的城乡道路街景、精选景区全景图等数据资源,向用户收取费用的方式来获得盈利。
这类应用通常宣称让在外的人能看到家乡的父母、或者虚构帮助寻找走失的宠物等情景,作为应用的核心功能,利用这些人群的思乡情怀,吸引其下载安装使用。
●存在明显虚假夸大的广告推广内容,与实际提供的产品服务不符
当用户打开应用后,往往发现“免费使用”的宣传不实,使用卫星实景不仅需要开通会员,而且会员价格也不低。
不仅如此,部分街景地图类应用还用显眼的广告标识提示用户仅需每天几毛钱即可开通会员,但这类应用往往无法单独开通一天的会员,用户被要求必须一次开通数月甚至全年会员,应用却只用不易识别的字体标出实际需要支付的会员价格,用户稍不留意就可能上当。
甚至,当用户开通VIP后也没有达到预期使用效果。有的街景应用宣传中的实景街景出现虚假,实际上应用内的街景不但非实时,还出现许多地方没有对应的街景等与宣传不符的情况,严重侵害用户权益。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搜索关键词“街景地图”,显示有600多条投诉信息,问题主要集中在 App“虚假宣传”与“退款难”等方面。
●存在非法使用第三方数字资产的侵权行为
安天移动安全有关负责人分析,从实际来看,这类应用通常是直接调用百度、高德等地图接口,甚至是盗用Google街景数据做成镜像服务,然后打包而成的应用,其根本无法实现和宣传推广广告文案相关的用户服务功能。
从应用技术实现来看,该类应用既没有技术创新性,还涉及存在非法使用第三方数字资产的侵权行为。
从行业发展来看,应用开发者设置的所谓收费服务项目条款存在霸王条款和缺乏法律约束,并且一旦通过盗用方式获得的数据资源被供应方限制引用,则应用提供的服务将被停止,最终导致付费用户遭受经济损失。
@所有人,注意 注意 注意了!!!☞☞
对于消费者遭遇的货不对板与退款问题的问题,法律专家提醒,商家明显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提供全国各城市的街景地图,更没有能力提供街景的实时街景地图,而诱导消费者去购买地图,已经违反了我国民法通则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另外,商家以一个显著的位置,以一个大号字体全年会员0.01元,诱导消费者购买,但实际上以更小的字体在不显眼的地方标明全年的会员价168元,具有明显恶意欺诈成分。
互联网界专家提醒,从资质、采集技术到成本投入,街景地图都有较高的行业进入门槛。街景地图、卫星测绘以及本地化的街景实景拍摄,都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约束,并不是市面上每一家企业都拥有合法依规的街景采集资质,如果没有这些相关资质的保障,大家还是不要使用相关的产品和应用。(部分内容综合自法治日报、央视财经等)
监制:张宁 策划:李政葳 制作:黎梦竹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